中国西医十大批判
前言
我声明，撰写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，我只是想以个人有限力量来表达一种不一样的声音，或者说是一种反对和批判的声音。我，李恒新，一个文字工作者，将以我所知道的数据和案例来揭开当今西医种种不可理喻的怪相。这就是：我们一向敬若神明的西医，对于一个疾病患者来说，它不仅不是万能的，而且是有着一张不折不扣的“三把刀”之脸：手术刀——“杀人”；化疗刀——“害人”；繁琐诊断检查之刀——“宰人”。当“科技、文明、进步”的光环在“中国医学”这个圣殿里闪烁，曾几何时，我们为之骄傲。然而，持萤烛象，得首失尾。我们惊诧地发现，西医的骨子里蠕动着却是利润至上的原则。什么“治病救人”，什么“拯救生命”，一切都是假的。“天使”诞生的地方，不再神圣与纯洁，被势利化、权贵化、丑陋化一一包围。
我，我们，怀着社会道义和责任感走来；我们无意像法国画家欧仁·德拉克罗瓦画笔下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那样引导全民共同对西医作一次声势浩大的理性批判，但我们有说“不”的权利。
望医兴叹。这年头医院大楼一年比一年盖得高，可病人却越来越住不下了；医院添置设备一年比一年先进，可还是有很多疾病查不出结果来；药品上架种类一年比一年齐全，可吃下去副作用却越来越大了。最为可悲的是：我们的家庭经济收入明明没有明显提高，可是我们为看病所支付的费用为何越来越昂贵了呢？
西医之脸是医疗与医术，而医院又是医疗与医术的窗口。走进各大医院，排队挂号就诊的人流胜过大型超市的人流。医生们一方面忙碌应对，另一方面被院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条条框框束缚，与病人的关系不是越来越亲近，而是日渐疏远。一些心态焦虑的医生更多的只是关心术后的病理数据，快刀斩乱麻成为他们最佳的就医方式。虽然古大夫有“医家割股之心”；也有“医之临病，胜于临敌”之责任心，但当下这些医生却不是。他们在患者跟前几乎不关心患者病情和讲解预防疾病的医学常识。他们的态度让人仿佛觉得预防医学与医生是完全不搭界的事；他们甚至不关心病人能否康复以及最终康复的结果如何。原因何在？
一方面，这些医生每天面对很多的病人，一一细看病人病史或认真细听每一位患者对病情的描述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在病人企盼的眼神下，这些医生有时连一句安慰之语都没有。这是医生们集体在语言上的吝啬还是在职业道德上的集体滑坡？不！我看这应该是整个医疗体系僵化运转所致，即使最廉洁的医院此时也难做到独善其身、为民服务。
另一方面，这些医院如果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就无法在同行中站住脚，甚至会面临被三流小医院打败的可能。如此，院方要求每个医生每天必须马不停蹄地完成一定数额的就诊人数。
再一方面，当下医疗体系运行不透明，医界与商界产业链之黑到了令人发指、拍案惊奇的地步。比如，一粒价格只有几分钱的药，经过代理商、批发商、医药销售人员渠道，到了医院、主任、医生之手，层层加利、层层回扣，价格被提高到十元百元甚至是千元。比倒卖毒品还要超级暴利啊！
在此暴利驱使下，养肥了一批不良医生。他们一反常态地视患者生命为实验品；他们不会为眼前这些贫困的患者而心生怜悯；他们只惦记着今天一天开出的处方能有多少提成（回扣）。
伢虫吃青草，锈吃铁，虚伪吃灵魂。暴利，这可恶的利器，已将这些医生的灵魂侵蚀得体无完肤；他们内心面目全非、医德堕落，早已不在乎诗人元好问“种树千岁如种德”之说。他们原本就是一群没德性之人吗？不是！只是因为中国医疗制度设计的缺陷，让他们由“白衣天使”沦为利益链条上不折不扣的撒旦；也成为了抬高药价的推手；更成为与医药代表同流合污之人。
地球人都知道，当医疗制度与暴利产业链结为姻缘，那么生出来的胎儿名字必叫：“腐败”。有了这“胎儿”出世，所有成本都会悉数甚至加倍转嫁到病患者身上。也因此，各家医院医生向病人大量开药；通过提成月收入上万甚至几十万元就是见怪不怪的事了。为何这年头医疗领域一直在高喊反腐败却迟迟不见效果？根本原因在于药品监管部门与他们的监管对象——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让彼此存在利益联系的双方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如何保护病人的利益，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谈判模式。
如此，当以行政单位不是以法律为手段去反腐；当潜规则成了暴利推手的生存法则；当相当一部分的医疗腐败行为已涉嫌公然违法犯罪时，仅靠某些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不是靠法律制度及条款去杜绝，那是宋江的军师——无（吴）用。
“什么都可以有，千万不要有病。”当那些“病身最觉风霜早”的患病平民面对医院大门望而却步，小病拖，大病熬，等死也不敢跨进医院半步、怕给家人留下一大笔无法还清的债时；当各大医院的医生开多少药就有多少提成成为一种公然的潜规则时；当过度治疗、滥用抗菌素成为医生们共同的不谋而合的赚钱手段时；当一些医生打着“一切为你好”的幌子、鼓惑不明真相的病人接受他们带着别有用心之意开出的处方时，那么受伤的必定就是前来就诊的患者。
在我童年记忆中，大病在身、无奈徘徊流浪在医院门外，那是台湾及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事。因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而中国人民看病有保障，不愁医药费没处报销。那时我还为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叫好。如今，白驹过隙、沧桑巨变，割肾救母、舍身嫁人救父的新闻已不成什么重大新闻了。人们不禁要问：天还是那个天，红旗还是那帜红旗，从前那个社会主义医疗保障制度到哪里去了？
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：“忍耐是治愈一切病痛的良药。” 这话不全对。这些疾病患者已经忍耐许久了，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，不是医生眼里的泥捏作品。看不起大病，不是他们的过错。
在“香港癌症基金会”办公室，工作人员对我说：“我们会对本地每一个癌症患者说：‘抗癌路上，有我们，你们不孤单。’”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话语。可惜我们大陆这边，情况太糟糕。治癌路上，癌症患者往往孤军奋战，在用尽一生积蓄、被洗劫一空后，才带着遗憾，慢慢闭上眼睛，步入天堂。
这是悲剧！这个悲剧说明：医学已成失败医学，围绕科学医学建立起来的医疗体制也是一个失败的体制。这种体制给人想当然地认为吃药能使病人康复，开刀能使人起死回生的错误理念。这种错误理念挥之不去，筑建在当下医疗体制之上，并成为我们担负不起的一座大山。我们若不尽快解决，那么国人最后剩余的信念终将破灭。
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我哭！我悲！我悲不是因为看到远未活到生命极限寿数的人员在不断增多，而是悲如此之多的疾病患者在遭受心理和生理双重打击下，带着种种遗憾离开了人间。我的哭来自我的悲痛，因为我从我身上看到国人的悲痛。故而，我的哭也是国人的悲痛和眼泪。
虽然世道不相信眼泪，但我依然还是要流泪。我哭，哭这个医政一体、医疗市场化、走集体化之路的西医。哭泣不是为赢得大家文字上的同情，哭泣是因为觉得它让天下那些患重大疾病的人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它从前那个“治病救人”，“病人利益至上”医疗理念现在是如此遥远、让人陌生 。
各位读者，长话短说。在进行西医十大批判之前，先看看西医是如何以神化般传说进入中国的。
开篇、西医传入中国的历史与轨迹
西洋医学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在1569年（清隆庆三年）。那年，有个天主教耶稣会成员卡内罗神父带领他的助手来到澳门，在那里成立了一家西医院。如此，澳门也算是早期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。之后，相关医学译著陆续出版，其中有利玛窦写的记叙西方神经医学及心理学方面的《西国记法》；艾儒略对神经学和人体各部位功能描述的《性学觕述》；毕方济讲解血液功能的《灵言蠡勺》、汤若望阐述人的骨骼、肉、心脏、脑、神经的《主制群征》，传教师邓玉涵介绍西方解剖学的《泰西人身说概》。这些译著清一色受到神学影响，西医在那时几乎成了神的化身。
19世纪初开始，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中国。中国开始自办西医学校，比如“同文馆”附设的医学科，始于1865年。其后又有“北洋医学堂”、“北洋军医学堂”等专门的医学学校成立。
在医学书籍介绍方面，早期皆以在华的洋人译著为主，比如合信于1850年代编译五部医书，合称《合信氏医书五种》。书中对西方医学中的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解剖学等作了全面介绍。此外，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，并于1880年在大陆创办《西医新报》，另有傅兰雅学者翻译多种卫生学著作。那时可谓是：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”
20世纪初，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，倾力翻译日文医学书，编成《丁氏医丛书》。在西医介绍方面，此书比之前任何翻译更为全面细致。或许，大清政府虽行将覆灭，但出版自由。不少医学期刊相继出现，成为西医学在中国推广与传播的重要媒介。
总结归纳。何谓医疗？医疗最早来源于一些怀有同情心的人群。人贵有同情心，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周围有人饱受病痛折磨时，便试着以一技之能帮助对方释解病痛，于是便有了医疗的雏形。
何谓医院？在中世纪的西方，基督教派的国家出现很多流浪者，他们既没钱又没固定居所。城市在兴旺繁荣，他们却沦为乞丐，生老病死没有管。于是一些善良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特殊场所，把这些人集中起来，有病的给治病，免得传染给他人。就这样，这个收留之地后来慢慢被人们称作为：“医院”。